文科生考北大是比较难的，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比较大，那么文科考北大要多努力，来看一下！
文科考北大要多努力
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亲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清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他说：“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
“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待在图书馆不出来;考语文的时候，花半个小时做作文的题目，然后花两个小时写一篇3000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个10分;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蹲在图书馆写实验小说，写好交给大家评判，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喜欢就烧掉，如果大家都喜欢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读全部改成诗歌朗诵，在全班嘈杂的背古文环境下，举起白话诗的大旗……”
与这种率性洒脱相伴随的，是考试成绩的红灯高挂。这其实在所难免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论坛)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因为二者的根本性质不同，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才华为根本。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覆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已经长得比他们还高”。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很多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还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400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他觉得应试教育总有些使他“备感耻辱”的等级化仪式和细节：按照学校规定，考试时的座位顺序要按照上次考试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级的教室是第一考场，而他每次考试都要提着书包“灰头土脸”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场。
一次考试时，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级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场，他便有点幸灾乐祸地去讥讽她，但那个女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上次考试期间生病了，英语没考。”
文科生如何努力
(1)课堂笔记是不可缺少的
文科课程有大量的文字信息，老师讲过的内容会很快忘记一些，即使当时不忘记，时间长了也会记忆不深刻。如果上课不记笔记，那么遗忘的部分将永远从你的大脑知识库中消失。
上课记笔记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使你的思路紧跟着老师走，增加课堂的学习效率;二是作为书本知识的补充和备忘，可以在课后或复习时拿来用。然而，记笔记不是记流水账，不是把老师上课时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而是记下重要的内容，如记录知识结构体系、思维过程等，特别要注意老师重点提示的内容。
(2)听课要投入，思路跟着老师走，更主要的是思维要活跃
这是考验一个人的注意力的时候。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很可能会在老师动听的故事式的讲课中走神。
另外，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如在记叙文中讲到课文中的某人说了一句话，老师很可能会问，这个人在这时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就要积极思考，不但要看清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更应该同文章的前一部分联系起来，分析出这句话的含义。
这样在上课时，你的思维是活的，学习效率就会成倍地提高(学习理科也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有两个人，同样上课都非常认真，为什么一个成绩很好，而另一个成绩始终一般?道理就是：一个上课时思维是活的，经常把正在学的知识同以前的知识联系在一起。另一个上课时思维只是由老师领着，学哪看哪，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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