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中庸》是儒家经典,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位于“四书”次位,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中庸是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庸》在西汉时被戴圣整理并编入《礼记》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儒道合一、佛道流行的时代新趋势,有学者把儒家的“中庸”与道家“无为”联系起来,为“尚俭”立据,但影响有限。如刘劭在《人物志》中将“中庸”作为一种极高德行来推广,把“中庸”列为最完美之“情性”。据记载,当时伴随着佛家“格义”学说的流行,还有引佛家义理释解“中庸”的著作出现。唐代李翱将《中庸》尊为经书,撰有《中庸说》,提出了一个《中庸》的传承谱系,并与佛家心性之学相糅合,阐发与弘扬《中庸》儒家天命性道学说。他将传承《中庸》的本意弘扬性命之说为己任,在糅合佛儒观念的基础上,用佛家“不动心”的理论来诠释儒家“诚”的内涵,不仅由此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时,其融汇佛家与儒家的心性学说为一体,对于后来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