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是鲁迅先生在民国时期所著的一篇驳论文,最早于1934年刊发,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但中国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流”(指为国民党官僚、政客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0等,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4月,国民党的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求佛菩萨来保佑”。还说什么“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1934年8月27日,当时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也发表了《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散布“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失败主义论调。
本文写于“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后,中国近代本来就国运积弱,屡遭凌侮。“九一八”事变又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投下失败的阴影,国内悲观论调的一时甚嚣尘上。当时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发表社论,指责中华民族失去了自信力,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推卸责任。针对这一观点,鲁迅先生凭着对社会现状的洞悉,发出了中国人当自信自强的呐喊。鲁迅写这篇文章之前的一个月,就发烧,肺病已相当严重。文章写完之后的两个多月,他写了《病后杂谈》,还致信杨霁云,自称是在敌人和“战友”的夹攻下的“横战”,病情的恶化和精神的压力,并没有影响他对世事的热忱和关注。后收入《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6卷),属鲁迅后期杂文。